這幾年在台灣談 TNR，我常有一種很深的感覺： 很多爭論，其實不是因為大家不關心動物，而是只看到了「結紮、回置」這幾個字，卻沒有看到背後那條完整的歷史脈絡。 
於是出現一些讓人困惑的說法，像是「TNR 就是結紮後任其自生自滅」、「TNR 不該餵養」等。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TNR 的來龍去脈，讓大家可以清楚的理解到底TNR是做什麼的。 
TNR 的起點：1950 年代的Ruth Plant 
TNR（誘捕–結紮–回置）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的英國，提出這個構想的人，叫 Ruth Plant。她不是獸醫，也不是學者，只是一位長期關注流浪貓處境的人，並開始提倡並推動 TNR 這樣的管理方向。 
在那個年代，其實就跟台灣早期一樣，流浪貓的處理方式非常單一、也非常粗暴——撲殺。Ruth Plant 提出了一個在當時既前衛、也非常不討喜的問題： 如果一直殺、一直生，那我們真的有在解決問題嗎？還是只是在製造更多死亡與痛苦？ 
於是，她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：與其不斷消滅個體，不如終止繁殖；與其移除動物，不如在有人監督的前提下，讓族群自然下降，而她也努力的推動。因此也成為後來 TNR 的核心概念。

1960 年代：Celia Hammond，讓理念變成大規模真正的行動 
到了 1960 年代，另一位關鍵人物——Celia Hammond出現了。她的背景非常特別。Celia Hammond 原本是英國知名的時尚模特兒，是一位站在鎂光燈下、擁有高度社會能見度的公眾人物。但她並沒有選擇只停留在鎂光燈照射下的位置。從 1965 年開始，她親自走進街頭與工業區，實際參與流浪貓的誘捕、結紮、照護與回置，把 Ruth Plant 提出的理念，真正轉化為可執行、能運作的行動模式。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米可白，跟Celia Hammond幾乎如出一轍。同樣是公眾人物，也同樣選擇把影響力，轉向第一線的動物公益，而不是只停留在口號上。

1964–1965 年：社會討論，才讓「動物福利」被制度化 
接下來這一段，是很多人會忽略、但其實非常關鍵的歷史。1964 年，英國出版了一本書，叫《動物機器（Animal Machines）》。這本書揭露了集約化畜牧如何把動物當成生產工具，長期限制行為、剝奪基本需求，造成巨大的身心痛苦。 這本書引發了強烈的社會討論，也直接促使英國政府在 1965 年 成立了 布蘭貝爾委員會（Brambell Committee）。同年，委員會發表《Brambell Report》，首次由政府正式定義並承認：人類有責任避免動物承受「不必要的痛苦」。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，「Animal Welfare（動物福利）」才從一個道德用語，正式成為制度化、可被政策與學術引用的概念。

後續並定義了動物的五大自由： 
動物有免於飢渴的自由 
動物有免於不適的自由 
動物有免於傷害疾病的自由 
動物有免於恐懼與壓迫的自由 
動物有表達自我的自由

這一段英國的歷程，大家不妨回頭想想，其實跟台灣的經驗非常相似——從《十二夜》電影、嘉義收容所事件、新屋收容所事件，到後來零撲殺政策上路，這過程極其相似。

1980 年：TNR 進入國際學術與政策討論 
TNR 的最後一個關鍵節點，是 1980 年英國 UFAW（大學動物福利聯盟） 舉辦國際研討會《The Ecology and Control of Feral Cats》。在這場研討會中，TNR 被正式提出為一項人道的族群管理策略，並且清楚說明： 
貓在結紮後回置原地， 必須由當地的餵養人與照護者持續監督。

這次的國際研討會再次確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： TNR 從來不是「結紮後就不管」，而是一套建立在持續照顧與監測之上的減量方式。

為什麼我一定要把這段歷史跟大家分享？因為如果不知道這整條脈絡，就很容易把 TNR 誤解成放任，甚至把「餵養與照顧」當成問題本身。但事實剛好相反。從 1950 年代開始，TNR 就是一條：先有倫理 → 再有行動 → 接著被制度化 → 最後進入學術與政策的過程。而持續餵養與照顧，正是讓這套制度能被監測、被修正、被驗證是否有效的基礎。

最後我想說 了解 TNR，不是記住三個英文字母，而是要理解它背後的歷史與成因。否定照顧、否定餵養，其實是否定了 TNR 從一開始成立的理由，這也是為什麼部分 TNR 會失敗的原因。

浪愛有家，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加強安置與送養，與餵養人合作，透過協助餵養人進行親訓與社會化送養，改善餵養人的處境，同時加速 TNR 的整體效能。而這一切，只有在社會真正理解 TNR 的結構與精神時，才能被好好推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