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野生動物死亡的真正結構：
近年在討論台灣野生動物死亡原因時，常見一種簡化且失真的說法，將野生動物死亡原因全歸咎於「犬貓」。然而，當我們實際檢視台灣目前可查證、可量化的資料，並區分不同資料層級與適用範圍，會發現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。
一、全台量級最大的死亡來源：路殺，而非動物衝突
依據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以長期公民科學資料進行的系統化推估：台灣每年因道路交通造成死亡的野生動物數量約落在 1,400 萬至 2,000 萬隻之間，涵蓋哺乳類、鳥類、爬蟲類、兩棲類與陸蟹。這是目前台灣唯一能提供「全國尺度死亡量級」的資料來源。從數據看非常清楚，單就數量而言，路殺已遠遠超過任何單一物種或單一衝突來源，是台灣野生動物死亡的最大宗原因。
二、候鳥與野生鳥類：主要死因來自人為環境風險
從台灣野鳥救傷體系、研究文獻，以及東亞–澳洲遷徙線（East Asian–Australasian Flyway）的長期整理來看，候鳥與野生鳥類的死亡原因，長期集中於以下類型：
⋆ 路殺（車輛撞擊）
⋆ 窗殺（撞擊玻璃帷幕與建築物）
⋆ 電線撞擊或電擊
⋆ 非法獵捕（含鳥網、陷阱）
⋆ 漁業混獲（Bycatch）
⋆ 棲地喪失與破碎化
⋆ 農藥與毒物中毒
⋆ 油污與其他污染
⋆ 疾病（如禽流感、寄生蟲）
⋆ 極端氣候與氣候異常
⋆ 光害干擾夜間遷徙
⋆ 人為干擾繁殖或停棲
✦需要特別說明的是：
在這些被長期反覆使用的死亡原因分類中，並未將貓列為候鳥與野生鳥類的主要死亡原因；而犬隻相關影響，則多半被歸類於「人為干擾」或「遊蕩動物風險」，而非核心死亡來源。
三、救傷體系看到的實際結構：創傷、幼年與疾病為主
以環境資訊中心 整理之台灣野生動物救傷體系公開資料為例，救傷站所呈現的，是「被人發現並送醫的個體」，其價值在於反映致傷與死亡風險的結構類型，而非全台野生動物的死亡總量。
台灣野生動物救傷常見收治原因：
▶創傷類（長期為最大宗）：
　車禍與道路交通傷害建築物或玻璃撞擊
　電線、圍籬等人造設施撞擊
　掉落或卡困於人造環境
▶落單幼年動物：
　棲地破碎化或人為干擾
　人為誤判而帶離親代
▶疾病：
　傳染性疾病
　病原或寄生蟲感染
▶虛弱與營養不良：
　長期食物或水源不足
　年老或慢性衰弱
▶人為直接傷害（非犬貓）：
　非法獵捕
　陷阱、捕獸鋏、黏網
　毒餌或農藥中毒
　漁業混獲
▶環境事故與災害：
　極端天氣
　棲地突變或污染
　原因不明或多重因素
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部分救傷統計中，確實可見「遊蕩犬貓攻擊」列入收治原因前幾名。然而，這類數據反映的是「容易被發現、通報並送醫的個案比例」，並不等同於其在「全體野生動物死亡量級」中的實際占比。因此，救傷資料適合用來辨識風險類型，不適合直接推論全台死亡主因。
四、犬隻攻擊：有明確紀錄，確實需要管理
在台灣的救傷與研究資料中，犬隻攻擊是一項可被辨識、且在某些物種中影響顯著的致傷與死亡原因。其影響對象多為地面活動、行動速度較慢的野生動物，例如穿山甲等物種，相關案例在救傷紀錄中反覆出現。因此，犬隻確實屬於需要被納入管理與風險控管的來源之一，這一點在資料上並無爭議。
五、貓：現有資料顯示，無法列為主要死亡原因
與犬隻不同的是，在目前台灣可查得的：路殺資料庫、救傷體系統計、候鳥與野生鳥類死亡原因分類之中，因貓造成的死亡比例皆偏低，且沒有任何全國尺度的量化證據顯示其為主要死亡來源。因此，在現有證據基礎下：
👉貓無法被列為台灣野生動物死亡的主要原因
👉也不構成以降低野生動物死亡為目標時的管理優先對象
將犬與貓混為同一類別，不僅不符合資料結構，也容易導致政策資源與社會焦點的錯置。
六、討論野生動物死亡，應回到真正的重點
綜合台灣現有資料可以清楚看見，最大宗死亡來源主要是路殺與人為環境風險，犬隻在特定情境下需管理，但貓在現有資料中，並非主要死亡原因，亦非管理優先項目，若真正希望降低野生動物死亡，社會與政策應優先投入於：
道路設計與車速管理
棲地保護與連通
減少毒物、陷阱與非法獵捕
而不是在缺乏量化證據的情況下，將責任錯置到並非主要來源的對象身上。
 
資料來源：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、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中華民國野鳥學會、東亞－澳洲遷徙線夥伴關係、環境資訊中心、各地野生動物救傷站公開統計資料（由環境資訊中心彙整）